最后，应当鼓励以居家养老为宜的儒家养老模式。
《保位权》也说：圣人之治国也，……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20]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91页。
[⑩]是以君子尚宽舒以褒其身，行中和以统远，民畏其威而从其化。先秦儒学以三代，特别是西周作为其政治理想的精神源头，推崇王道政治，有为帝王师的追求，欲以自然形成的文化秩序规范一切，将政治运作及过程置于文化价值理想的指导之下。[18]陆贾著，王利器：《新语校注·怀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2页。他与先秦儒家的相同之处是针对现实，反思历史，着眼于解决所面临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不同之处在于思想上以儒为主整合诸家。②总之，汉初儒学的思想整合董仲舒无疑起了关键作用，汉初儒学的嬗变，在这个时候也基本完成了。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尽管有的儒者可能不得不放弃儒家的理想，但是还是有相当多的儒者能够坚守自己的信念，尽可能地以思想的力量制约和影响政治实践。陆贾劝右相陈平以五百金为太尉周勃上寿，又劝周勃回报陈平，将相和协，诸吕欲篡权而无能为力。
《韩诗外传》卷三还引孔子的话：昔者、先王使民以礼，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犹无辔衔而鞭策以御也，欲马之进，则策其后，欲马之退，则策其前，御者以劳，而马亦多伤矣。[⑨]告诫汉统治者：要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尤其是在思想文化方面，更应实行德政和教化。刘邦派陆贾出使南越，赐赵伦越王印。总之，是对社会全面繁荣和稳定的整体概括。
吕后死，诸吕叛乱，周勃率禁军将诸吕铲除，迎刘邦之子代王刘桓，立为文帝，为汉朝转危为安立了大功。《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于杂家，实际上上他的思想是以儒为主，兼容并包的。
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伏生授《尚书》、高堂生授《礼》、田何传《易》、董仲舒传《公羊》，弟子滋众，对学术传承和经典发扬功绩甚大。第二，儒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一直希望能够发挥其政治作用。他著《新语》12篇，发挥行仁义，法先圣的儒家政治理念，举出尧舜之治，周公之政等历史经验，说明一切先圣明王都是以仁义治天下取得赫赫政绩，又举出吴王夫差、智伯、秦代的历史教训，声明完全依靠暴力必然导致灭亡。尽管有的儒者可能不得不放弃儒家的理想，但是还是有相当多的儒者能够坚守自己的信念，尽可能地以思想的力量制约和影响政治实践。
他经历了战国末年和秦汉之际两次政治变动，凭借其丰富的政治阅历，直接总结秦亡的教训，提出以仁义治天下的主张。代表性的有浮丘伯、伏生、韩婴等人。[⑧]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90页。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人。
具体到董仲舒的王道内容，是有一个体系的，这是由《春秋》为后王主法说，王者一统说，王道德治说，文质互救说，五德终始和三统三正等相合而成的。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
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以后，其心理上的巨大反差和痛苦失望迫使他思考人生命运和宇宙问题，更明显地走向老庄。《史记·儒林传》载：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
扬雄《法言·渊骞篇》评价说：言辞：娄敬、陆贾。[⑥]司马迁：《史记·老子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43页。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今天，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发扬光大。他强调，仁德的君主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38]。[13]与先秦儒家不同的是陆贾强调道家的无为，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
（《论语·子路》）孟子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荀子批评注重理论逻辑的名家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荀子·非十二子》）在他看来，名家的概念论没有直接的政治实践效用，言而无功，辨而无用，是不可取的。《荀子》是最常用的来源，不过《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以及《晏子春秋》、《老子》、《孟子》也都被使用过。
今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以及《汉书·儒林传》，所载儒学薪火授受颇为详尽，尤其是《五经》的师承大多可以溯源到孔子及其亲炙弟子。侯外庐诸先生认为，贾生《治安策》不仅在形式上有《荀子》之《富国》、《议兵》诸篇的结构，而且在思想上也深得荀学修养。
他分仁为四等：圣仁、智仁、德仁、磏仁，其中的智和磏(廉直)都是法家特别强调的，但在儒家思想中也有迹可寻，只不过不如法家强调过分罢了。董仲舒对法家的态度有矛盾的现象，如他一方面在《天人三策》的第一次对策时说：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他们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传统，……积极宣传与发展儒家理论，为汉政权提供新的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又绝不能夸大这种影响，以为陆贾、贾谊甚至韩婴的思想可以划为黄老派或新道家。德治应注重两个方面：一是施仁政。孟子提倡的大丈夫精神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利天下（《孟子·尽心上》）的人格范式，身体力行士人以学术干政治的基本性格。
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由于社会发展的广泛需要，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诠释，儒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经典。
由于它以新的基础和面貌出现，从而使儒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是《韩诗外传》。
儒经所体现的道统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所谓的核心价值，诸如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仁者爱人、贵和尚中、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忧患意识、与时携行、生生不息、诚信、民本、日新等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对中国历史和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贾谊与陆贾相似，也是从反思秦王朝速亡的教训来提出其以仁义守天下的政治主张的，他认为秦之速亡，就在于取得政权以后仍然以法治诈力为统治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而没有改弦更张。
因此，先秦儒学的基本性格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的，儒者们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我这里所说的思想整合是从整个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体来说的。少治《春秋》，后成为公羊学派大师。[12]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虚无寂寞，通动无量。
由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和普及而形成了经学传统，从西汉武帝开始，儒家的经学便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逐渐成为主流的文化形态。[16]陆贾著，王利器：《新语校注·本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2页。
这正与荀子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之说相合[21]。[38]《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03页。
汉初儒学的思想整合奠定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角色、地位，并取得在其他学说之上的独尊地位，则要建立一个拥有天然合理性的终极依据、涵盖一切的力量框架、解释现象的知识系统以及切合当时并可提供操作的政治测量在内的庞大体系，以规范和清理世界的秩序，确定与指引历史的路向[45]，并据此建构了封建中国政治文化模式，为其后整个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提供了思想基础，影响中国历史达二千余年。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
